台北——他们不关心统一还是“独立”，他们更关心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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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语：台北这座命运曲折的悲情城市，从工业时代的巅峰滑落后，激情消退，如同欧洲的城市，开始向后现代社会转型——关注日常生活品质，享受微小而确实的幸福（小确幸）。
撰文：萧春雷
摄影：王身敦
台北是一座充满矛盾的城市。她是座慢城，人口不多，巷弄洁净，行人步伐从容；她也是快城，车辆高速行驶，机车密集，像子弹一样飞驰。她是座落后的城市，街巷狭窄，房屋破旧，到处是违章搭盖；她又是现代的城市，科技发达，设施完备，捷运（轨道交通）四通八达，是华语世界的娱乐中心。她是地方性的城市，不关心国际大事，媒体整天报道明星八卦、社区的鸡毛蒜皮；她是国际化都市，“海归”众多，紧追欧美时尚，随处可以买到美日最新杂志。她是座政治城市，竞选轰轰烈烈，名嘴天天吵架，刻薄评论时政；她是座温情城市，居民有良好的教养礼仪，温和友善，热于助人…
矛盾，并非不可理解。在专业学者眼里，台北文化呈现出清晰的结构。台湾辅英科技大学教授苏嘉宏先生说：“南部人去台北，最强烈的感觉是‘南北合文化’，多元混杂。最主要是外省族群带来的中原文化，这是华夏主流文化，但因为以江浙军团为主，带有明显的海派风格；其次是美国文化（西方文化），一方面是因为战后的建设依赖美援，另一方面是台湾人崇美，大家都去美国留学，这也是台北作为一座国际化城市的基础；再次是河洛文化，源头为闽南文化，中华文化的一种边陲地域文化，比较草根；最后是日本文化，在日本的所有殖民地里面，台湾人最亲日，日本发生地震，台湾捐款最多。”
他又比较台南说：“台南的文化结构，第一是河洛文化，第二是日本文化，第三是中原文化，第四是美国文化。两座城市差别很大。台南台北，代表着台湾开发史两个分期，台南是农业时代的首府，台北是商业时代的首府。”
在我眼里，台北是这样一座城市：河洛人给了她丰沛的生命，然后由日本人规训身体，外省人注入思想，美国人打开眼界。她的命运与大陆其它城市完全不同。上世纪80年代我写诗，手抄了一本又一本洛夫、痖弦、余光中、周梦蝶的诗集，如饥似渴地阅读吴浊流、白先勇、陈映真、陈若曦的小说，后来又迷上了侯孝贤、杨德昌的电影。在我看来，那是台湾文化的黄金时代，他们作品里流露出的孤独、漂流和伤感让我难忘。我一直以为，台湾是座充满悲情的岛屿，台北就是悲情城市。
客观地说，台湾的历史的确充满悲情。政治评论员、台湾史专家杨莲福先生指出，1895年台湾被祖国抛弃，成了孤儿；半个世纪后回归祖国，发生了“二二八”事件；1970年本土势力集结，又发生了“美丽岛事件”；在国际上，“中华民国”失去联合国席位，日本、美国、韩国先后断交，国际空间越来越小。“一百多年来，台湾人一直盼望着出头天，却一次次遭受挫折，的确产生了一种悲情。台湾人一直很孤立，无奈，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。然而，新世纪以来台湾文化发生了重大转折，台湾当代作家很少悲情意识，流行的是励志和生活美学读物，《海角七号》等电影更是以“小清新”见长。有人指出，今天台湾社会追求的是一种“小确幸”——微小而确实的幸福。
我有点迷惑，向台湾朋友请教。一位绿营支持者笑道：“悲情是民进党造出来的东西，为了选举打悲情牌。如今民进党已经执政过，当然就扔了。河洛人有重商主义传统，很现实，过好眼前就行。”有位蓝营的支持者是这样解释的：“国民党告诉我们，台湾是中华文化复兴基地，责任多大啊。我们后来才知道，国际上不认‘中华民国’，我们于是卸下了重任。如今大陆越来越强大，让对岸去承担民族复兴大业吧。我们在小岛上快乐就好。”
在台北呆了一段时间，我有种凋零感，仿佛错过了她繁花盛开的韶华时光。二十年前的台北人，一定比现在走得更快，更打拼，怀抱更大的梦想。那个时代的人肩负重任，置身小岛，但胸怀世界，思考历史与未来。新世纪开始，长达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终结，台北从工业时代的巅峰滑落，也把一个文化大师时代甩在身后，激情消退。如同欧洲的城市，台北开始向后现代社会转型，关注日常生活品质，环保的主题取代了发展。
台北十分适宜人居，交通方便，物美价廉，但是因为经济衰退，不断攀升的高房价对年轻人形成巨大压力。据说1990年的大学毕业生起薪不低于“30K（3万台币）”，那时的房价更低；但现在大学毕业生的起薪降到“22K，相当于4500元人民币，台北的平均房价每平米已经超过5万元——幸好，台北周边城市的房价不贵，地铁也很方便。
“以前努力工作，打三份工，还有希望买房子，现在50年不吃不喝也买不起房。人生这么垃圾，干嘛不去听一场音乐会呢？”林佳谕告诉我，“小确幸是一种无奈。”我是偶然遇见林佳谕的。那几天，电视名嘴连日讨论新上任的柯文哲市长如何处理大巨蛋（大型室内体育馆）工程，要移多少颗树。大巨蛋对面，”国父“纪念馆前的二三十株行道树都绑了黄丝带，并非古树，只是四五十年的白千层。一位娇弱清秀的女孩在散发宣传单，标题为《老树不该成为政商角力牺牲，官僚别当财团内鬼》。她说黄丝带是树党绑的，为了防止建商偷偷移走树木，他们一直派人在这边守护。她的名片上印着“树党提名，台北市（中正、万华）议员参选人，林佳谕”，还有一句口号“青年占领政治，终结权贵世袭”。
“我的每一个朋友都说，我讨厌政治。但是你要改变城市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政。”林佳谕满怀激情地说，“台湾政治被两大党垄断，国民党一直是世袭政治，权贵二代，民进党现在也有了世袭二代，比如陈水扁的儿子、苏贞昌的女儿，普通家庭的年轻人很难出头。我们成立树党，就是想用环保议题，让年轻人有一个参政机会。”我问：“树党能超越蓝绿吗？有人说台湾人非蓝即绿，没有中间选民。”她说：“环保问题就超越了蓝绿呀。比如台北的人均公园绿地只有5.16平方米，不到北京、上海的一半。增加绿地，让台北更美，我想不分蓝绿，大家都会赞成。”
也许是这样。但我觉得，热衷环保也是一种小确幸——忙于某些具体的小问题，从而遗忘真正的大难题。香港艺术工作者陈伟民看得很清楚，他说：“台湾的处境很尴尬，回归不愿，独立不敢，内部蓝绿分裂，国际上没有身份……反正都解决不了，不如忘记烦恼，台湾的地貌很美，环岛一圈，万事OK。”
近年来，大陆赴台旅游十分火热，两岸同胞不免相互打量、了解和比较，都在微妙地进行心理调整。台湾女作家陈若曦说：“台北的最大特点是比较干净、安静，生活悠闲。台北人守法，素质也比较高，这几年更好。我怀疑也有跟大陆人暗暗较劲的成分。5年前，在公车上我还给年龄更大的老人让座，我那时72岁呀。这几年进步很大，都会给老人让座了。我觉得是大陆客多了，台湾人觉得文明礼仪不能输给大陆人。这样很好，两岸互相刺激，共同进步。”
陈若曦的人生很传奇。她是地道的本省人，却有大中华意识，1966年她与丈夫离开美国，前往大陆定居，正逢上“文化大革命”。这段经历让她写出《尹县长》等名篇，开“伤痕文学”之先河。她后来又移居香港、加拿大和美国，1995年孑然一身回到台北定居，与一位“台独分子”结婚。她回忆说：“他人很好，但日子不好过，两人一看电视新闻就吵架，三年后我坚决离婚。他不想离，我就先卖掉房子逼他离——害得我今天只好租房住。我们因为政治理念不合而离婚，在台湾也是奇闻。”
统一还是”独立“，是台湾最重大的政治问题，社会因此分裂；更多的台湾人回避或拖延，倾向于维持现状。“中广”新闻部记者萧经玮给我讲了个小故事。美国的朋友请他去游泳，他说不会游，朋友说你从一个岛上来，怎么不会游泳？他自己也很惊奇，才想起自己常常忘记台湾是个岛。他感慨地说：“外省人是大陆民族，来到台湾，一直都保持着大陆思维，不知道自己呆在小岛上，他们有很强的危机意识，不切实际地梦想反攻大陆。现在大家才终于明白台湾是个海岛了，像本省人一样，换成了海岛民族的思维，得过且过，维持现状就好。”
我觉得有意思：“那你说，大陆思维与海岛思维有什么不同？”他说：“大陆思维是擅长规划、有远见、但呆板，海岛思维是务实、灵活，但是短视。本省人很幸运，一百多年来没有经历过战争，很天真。比如印度尼西亚排华，他们不相信有那么残酷的事。同样，他们也不相信大陆真的会攻打台湾。”
台湾问题本来很简单，因为牵扯到中美日之间的博弈，问题才变得复杂。如果台湾只是一个寻常的岛屿，维持现状应是不错的选择。若“台独”势力寻求美日支持，让台湾与大陆的距离愈来愈远，只会加速大陆统一国家的步伐。但愿两岸找到一种智慧，让台北这座不识战争的城市，岁月静好。
在中华城市体系里，台北的魅力在于她气韵悠长，境遇独特，复杂多元。尽管她一度登上世界之巅，但我认为她是躺倒在山川上的城市，从土地和命运中吸收营养。人们终究要从巴别塔下来，在台北斑痕累累的寻常巷陌里生活、相爱——在我的想象里，这已经是难得的尘世之美。
※文图来源：国家地理中文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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